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耿莹

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创始人,开国上将、原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之女。湖南醴陵人。现任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会长。


耿莹常说,是父辈的熏陶,铸就了她坚韧的性格和敢想敢为的闯劲;多年的艺术经历,使她与华夏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正是这种时间与经历凝集而成的厚重,让年过七旬的她,坚毅地选择了一条探索中国华夏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人生之路。

2017年伊始,当记者再次见到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会长耿莹时,她不无感慨:“一个事业的生命,走完十年的阶段,是什么概念?时间是宇宙间神不回转的定律,与人生同样,再无重新来过的可能。”

2017年2月27日,北京市八一学校举行七十周年校庆。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会长耿莹受邀参加并获得“校友杰出贡献奖”。八一学校的前身是1947年聂荣臻元帅在河北阜平创建的荣臻子弟学校,昨天,聂荣臻的女儿聂力也来参加了校庆活动。


一晃,十年过去了。耿莹也在反思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走过的路,有欣慰,也有遗憾。“我想,人必须要反思,让自己更清醒,今后的路才会走得更坚实。我们应该清楚认识‘路’的含义。每个人脚下都有两条路,第一条路是心路,用心走的路;第二条路是用脚走过的路。用心走路,如果慢了,则此路是苍白的;用脚走路如果也慢了,那梦不会飞翔……因为心路是梦想,脚路是现实。只有心脚合一,人生才能精彩,同样,各位同仁齐心,心脚合一,我们基金会的事业才能一年比一年精彩。”

回顾这十年,耿莹确实是在可以安享天伦之乐的年龄,给自己找了个“大差事”:

    

2003年的一天,她如常和姐妹们聚会聊天。作为原国务院副总理耿飚的长女,她的姐妹圈非同寻常:毛泽东的长女李敏、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、李富春的长女李特特等人。

  

“我们都是长女,属于老古董,跟不上家里老二老三的调调。他们比我们聪明,干事情也嗨,我们又笨,又保守,老大跟老大们玩还有得说,跟老二们玩起来,就不懂。”耿莹笑着告诉记者。

  

她眼神矍铄,腰背挺拔,说话不徐不疾。

  

耿莹会长与毛泽东女儿李敏亲切交谈。

那次聚会中,谈及时下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漠视,各位老大姐十分痛心,希望能为抢救文化遗产做点贡献。大家一商量,决定成立一个基金会。

  

由谁来做呢?

  

总不能让特特大姐来吧?李特特14岁就参加莫斯科保卫战,在零下40几度的天气里打过德国鬼子,当时已经80岁。

  

环顾一圈,耿莹在其中还算是个“小年轻”,各位大姐把重任托付给了她。

  

“保证完成任务!”耿莹想起父亲耿飚常说的一句话。

  

父亲去世后,耿莹常对着他的一张照片揣摩——“父亲穿着军装,行着军礼,他临走之前在想什么?他想要我们做些什么?”

  

后来,她领悟,“其实他一辈子就一个信念——解放全中国,让人民过好日子。解放全中国他办到了,但让人民过好日子,他没做完,那怎么办呢?”

  

耿莹与父亲耿飚。

冥冥中,她觉得,这件事正是父亲的拜托。“我能做什么?破坏了的东西我把它捡起来,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我把它修补好,让我们的后代、让孙子的孙子还能看见我们中国的科学、中国的建筑学、中国的艺术—中国的所有。就是让他们知道,当一个中国人很自豪。要建立点自信,在世界上不能没有自信。”  

13年里,为了这个基金会,耿莹“使出了我这个老太太的全身解数。”

这是一场漫长的攻坚战。仅仅是基金会的注册,耿莹就花了足足4年时间。

  

先是注册名称。耿莹“心比较大”,一开始想的是“中国自然与文化遗产基金会”,包括森林保护、防范外来物种入侵、野生物种保护,都在她的关注范围之内。名称没通过,她后来想改为“中国文化遗产基金会”,审批仍迟迟无果,原因是没有“法律依据”。

  

耿莹数次跑到对方办公室理论,被告知需要在“中国”后面加上一个词。最终,基金会定名为“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”(以下简称基金会)。

  

注册资金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为了凑齐八百万元,耿莹东拼西凑到处借钱。“以前我从来没跟谁开过口,现在跟人家说给我拿钱,这怎么开口啊?就跟自己发急。”

  

她曾被父亲戏称为家里的“怪胎”,“连政治局和政协都搞不清楚”,但是她继承了父亲带一个团能打下两个师的魄力,“天不怕地不怕的。”“只要我找对了电话,就跟人直接打电话,说我是谁谁谁,能否在百忙之中抽出十分钟时间,我想跟你汇报一件事。”

  

耿莹清楚地记得,有一次一位官员叫她过去谈事。一开门,耿莹还没进屋,就看到对方坐在椅子上不断地晃来晃去,上下打量着她。

  

“你就是耿莹?”

  

“对。”

  

“你是耿飚的女儿?”边问边抖腿。

  

耿莹来了气,“你抖什么?给我站起来!”

  

官员吃了一惊,站了起来。

  

“就算我是个要饭的老太太,也是你请我来的。你请我就让我进来,给我倒杯水,有事谈事。你站那儿问我是不是耿莹,是不是耿飚的女儿,怎么啦?”耿莹直把对方数落了一顿。

 

 

但多数时候,耿莹感觉“人心没灭”。她至今没见过时任建设部部长汪光焘,但通过其秘书的电话帮助解决了不少问题。时任民政部部长李学举,每次见到耿莹都很亲切,直呼“大姐”。基金会立项批文迟迟没有下发的关头,耿莹想办法直接找到时任政协主席贾庆林,贾庆林进行了细致询问,当即作了批示。

  

2007年8月28日,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在民政部正式注册登记,耿莹出任理事长。基金会成立后,办得风生水起。有人猜想耿莹是否倚借了她“红二代”的不凡关系,她的回答斩钉截铁。

  

“我已经老了,我的关系比我还老,早都死了。”


看着眼前神态笃定的耿莹,记者想起了十年前的那一幕。2007年2月22日,那是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成立的日子,站在钓鱼台国宾馆的讲台上,耿莹几次忍不住落泪,她说的话至今记者还记忆犹新:“父辈们靠两条腿走出来的江山,我们该怎样保护?我想这是父辈的梦想,中国梦,也是我们的梦!”

在老一代革命家里,耿莹的父亲耿飚也许不是特别显眼。建国前,他的最高职务是兵团副司令员;建国后,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、国防部长、国务院副总理等职。然而,当看到70多岁高龄,还在为中华文化奋力拼搏“准备大干一场”的耿莹时,你就会了解耿家人的性格,理解耿家人的传奇。

回忆父亲,耿莹说,小时候总缠着父亲讲打仗的故事,讲长征的故事,老人不愿意讲,因为他一开口,脑海里就浮现出千千万万个战友的魂、战友的声音。

   

“父亲说,翻雪山开始有战士倒下了,大家还围着他哭,给他埋葬。后来埋都来不及埋,哭都来不及哭。”

    

“父亲是湖南人,很喜欢吃鱼,但是绝不吃湘江的鱼。为什么不吃湘江的鱼?因为湘江战役太惨烈了,多少战友的血都流在湘江,湘江的水都是红的。”

“长征的道路,是靠着红军战士一步步走过来的,从30万人到3万人,这样的数字对比,显示的是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泣血故事——爬雪山,过草地,钻密林,渡大河,一路上,红军战士用牺牲铺就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。”        

耿飚及家人与习近平合影。习近平大学毕业后,曾给耿飚当过秘书。

1969年,耿飚作为党的“九大”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,来到阿尔巴尼亚。毛主席临行前叮嘱他,阿尔巴尼亚是“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”,我们要加强和发展中阿友好关系。     

肩负“联谊”重任,耿飚却看到这样的实况:当我国连黑白电视机都少得可怜的时候,阿方向我国提出,援助他们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;当我国动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外汇,为阿方进口棉花、织成布、做出成衣时,他们反过来要卖给我们从中赚钱。耿飚还亲眼看到:我国援助的化肥被堆在地里,任凭日晒雨淋……从1954年以来,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、军事援助,高达90亿元人民币。当时,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300万,人均接受中国援助3000元,而同期中国农民一年的收入,最多也就几十元。    

耿莹和女儿耿净在耿飚的住室留影。

该不该勒紧中国人的裤腰带,去援助阿尔巴尼亚?耿飚大胆提出了调整建议。“当父亲回国述职时,李先念风趣地对他说,你胆子真不小,敢说阿尔巴尼亚的‘坏话’!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。后来,中央肯定了父亲的建议。”    

耿莹说,这仅是父亲性格的一个侧面。“其实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将帅之才。”曾有一位北大学者说:“耿飚是上山能打猎,下水能摸鱼,出门能谈判,回家能做饭的人物。放到古代,就是赵子龙、秦叔宝。”


耿莹不满一岁就跟着父亲南征北战,父亲的马兜子便是儿时的摇篮。“每打完一仗,父亲的习惯动作就是摸摸马兜,知道我安然,便继续前行。有一次打仗,警卫员把我放在战壕里,忘了带走。”跑出两里地后,耿飚发现女儿不在,但默不作声。“在父亲看来,战士比女儿更宝贵,他不能牺牲了女儿,再搭上一个战士。”如果不是马夫坚持回去救耿莹,她也许就夭折了。“直到上世纪90年代父亲住在医院的最后时刻,他才流泪告诉我这段经历。

在甘肃庆阳,耿飚忙于打仗,将女儿送到老乡家代养。在看望女儿的过程中,耿飚与老乡的独生女赵兰香恋爱、结婚。因此,耿莹笑称自己是父母的牵线人。    

2016年,“耿飚将军”红军小学授旗授牌仪式在贵州赤水举行。

在耿莹的记忆中,她上过无数个一年级。“父亲走到哪里,我就上到哪里,直到1950年父亲调到北京,脱下军装干外交,我才安定下来。”    

耿莹从小就很有主见,思想超前,喜欢为自己“设计人生”。    

上世纪60年代初,从地质学院中专毕业的她,被分到北京地质队,爬了十年山,找了十年矿。“文革”后,她被调进北京制药厂,成为车间工人。37块钱一个月的工资,耿莹整整拿了17年。由于经济困难,耿莹的大女儿,一直由耿飚夫妇帮助抚养。    

从小就骨气硬的耿莹,遇到困难不愿意、也不肯求助父亲。

     

耿莹全家福。

记得有一次,她得到消息,厂里要成立肿瘤研究所。“我特别想去,但厂长和书记不认识我,怎么调去?”耿莹开始策划起来:“那时候厂里有篮球队,领导经常去看比赛。谁也不知道1958年国家培养的5000名运动员中,我就是其中之一。篮球、短跑我都是国家三级运动员水平。”耿莹“设想”:有一天,领导来看打球,如果老天帮忙,让她捡到球并漂亮地传给领导,就能引起领导注意。    

就这样,每个早班下班后,耿莹都赖在篮球场,等待着“机会”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耿莹“设想”的情景果真发生了:“我一个漂亮的三步跑,领导愣住了,问我是谁,哪个车间的,愿不愿意到篮球队。我满口犹豫,还欲擒故纵地提出‘除非当队长’。”就这样,耿莹当上了篮球队长,还如愿进了研究所。

   

耿莹做为画家代表向我国驻印大使馆赠送“东方之韵”画作。

搞地质的如何做医生?这在耿莹看来,根本不是问题。她有一点很像父亲,学习能力超强。据说,1935年红军强渡乌江,耿飚靠着以前做矿工懂得的一点机械原理,硬是啃下了一本《工程学》,36小时建成了横跨乌江的浮桥。后来成为军中少有的架桥专家。    

凭借勤奋,耿莹硬是钻进了医学圈。“晚上回家哄孩子睡了,就啃书本,做试验。”虽然“连瘤子都没见过”,但耿莹最终成为了一名专业的研究人员。


然而好景不长。所里调进4位专家,没有正规学历的耿莹,被分配去饲养试验用的动物。“即便养动物,我也做到最好。最后他们发现,给猴子抽血,猴子只认我;要让小鼠保持体重,也要找我。”渐渐地,所里很多工作离不了耿莹。    

但耿莹的心早已飞走。“我要考个医学学历,给他们看看。”夜深人静时,37岁的耿莹挑灯苦读。    

1979年北京中医学院招生,从全国194名学生中录取30名本科生,之后再从30名里取8名读研究生。耿莹出乎所有人预料,全部中选。然而,拿到沉沉的学历本子,耿莹又有了新计划:“当时中国画研究院成立,全中国最有威望的老艺术家都集中在此。我从小就喜欢画画,我想如果两者兼顾,该有多好。”耿莹毛遂自荐,提出给这些“国宝”们当保健医生。这个想法与研究院一拍即合,耿莹的计划又实现了。  

2013年,耿莹应邀出席《论道》讲坛,与龙永图对话“论道悦读——美丽家乡、美丽心灵”。

“其他保健医生早晚把完脉就走了,我不是。我到每个老画家的合同医院抄病历,给他们建个人医疗档案卡。为了表示感谢,他们将自己的作品送给我。这些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,我不要。我只提出一个条件,要当他们的学生。”  

“一次,见到山水画大师亚明先生,他说,‘丫头,你要学画就把《八十七神仙卷》画十遍。对临,默临,最后背临,这三个阶段你用十次就给我走完’。”随口的一句玩笑,亚明过后就忘了。然而3年后,当他见到耿莹拿出画了3年的《八十七神仙卷》时,一下子就愣住了:“丫头,你行!”

   

耿莹绘画作品

耿莹当时特别喜欢王叔晖的工笔人物画。然而,这个一辈子未婚、性格古怪的奇才,总也瞧不上耿莹。“每次去他家,他都说,‘耿莹同志,你好,请坐,您自己倒水,我没时间。’最后说,‘我累了,您回去吧。’我就这样坚持在他旁边站了半年。他终于开口了:‘你真的要学画?我以为你们高干子弟就是玩票’。”耿莹终于征服了最难攻克的老师。    

耿莹擅长中国人物画,她创作的《听琴》、《文姬归汉图》、《游园惊梦》等作品,还入选了全国美展。很多人都羡慕她的成就,但哪里想到,这才是耿莹人生目标的第一步。   

耿莹绘画作品

“上世纪80年代初,记得有一次,父亲要我去趟湖南,看看乡亲们的真实生活。”在父亲的催促下,耿莹马不停蹄地赶往湖南。“爸爸要求我做笔记,告诉他现在那里人民的生活究竟怎么样。我一想起这个就想流泪,他们那一代人的脑子里,想的就只有人民。”    

耿莹走访了6个县,“醴陵,湘潭⋯⋯我记了厚厚的两本日记。湖南老乡都很热情,但生活条件十分艰苦。在桑植,我住在老乡家,早晨总不见大嫂下床,原来她没裤子穿,家里唯一的一条,给丈夫穿着上山砍柴去了⋯⋯”    

2012年,耿莹带领国内几位知名画家来到苏州古镇同里采风。

湖南之行触动了耿莹。“当时改革开放了,很多人都做生意,我想做生意挣钱给老家。”耿莹背着父亲,又跑回湖南,最终在珠海建了个公司。“等营业执照办完了,我拿回来给父亲看。父亲眼睛睁得特别大,说‘女儿,你十块钱都数不清楚,怎么做生意?’我说‘没关系的!我三年后肯定成功’。”    

耿莹没有选择停薪留职,而是一纸辞书,自己打破了“铁饭碗”。“爸爸常说我的字和我的人一样,连跑带颠的。但家里忍耐性最强的也是我,我就是摔个大跟头,只要能爬起来,还继续走的人。”  

 

2012年,耿莹一行拜会了时任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先生。

事后,耿莹才知道经商的坎坷。“后来,我在珠海干得很好,最后建起了3层楼的办公区和一座6层楼的职工宿舍。”然而,命运与她开起了玩笑。“突然政策来了,中央说高干子弟不可以经商,我的所有资产一夜之间被封了。”


回首自己的经历,耿莹说她失败的原因就是总比别人快一步,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耿莹最终选择去美国打拼时,已近50岁。大家都担忧她在美国能否生存。耿莹信心十足:“给我3年时间,如果3年后我没饿死,我就要在美国横着走。”    

耿莹真的做到了。来到美国的第二年,她就拥有了6亩土地和54棵果树。“之后,我进入到美国人的生意圈,不像其他中国人,总在中国人的生意圈里打转。”    

在中巴建交60年,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在北京港澳中心举办“东方之韵——华夏文化巴基斯坦行”新闻发布会。

耿莹也是从摆小摊起家的。“我当时就是跟随走秀公司,摆摊卖淡水珍珠。自己设计,做项链耳环。雇不起工人,我就自己卖,手舞足蹈地比划;人家看好了,我就赶快给上扣子,包装好。”    

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,耿莹没有朋友,没人交流。“有时候做着做着,我就开车到山上,大哭大喊。谁知道你是耿家大小姐,哭喊完了,又去摆摊——人家能挣钱,我为什么不能?!”

   

耿莹与拉贾夫人共同为笔会开笔

在熟悉美国后,耿莹又开始“设计”起来:“我父亲当国防部长时,美国国防部长布朗曾访问中国,父亲还将我的一幅画送给他。”于是,耿莹给布朗写了封信,信中夹有她和父亲的合影,以及那幅画的照片。“我连布朗的具体地址都不清楚,完全是碰运气。想不到两周后,布朗秘书打来了电话⋯⋯”    

2012年6月12日,耿莹拜会了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。

就这样,耿莹以中国画家的名义,走进了布朗的俱乐部。“那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场所,我给很多石油大亨、军火商、社会名流画画。”耿莹的第一张画,是给一位在“二战”时期发了战争财的美国人画的。“他说他的前妻对中国很感兴趣,长得也像中国人,想让我给她画一幅肖像。”耿莹并没有提出画画的具体价格,“一个周末,我见了他的前妻。我在画中给她穿上李清照的衣服,拿本古书,还配着李清照的诗。”事后,耿莹最终拿到了2.7万美金,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,逐渐成为美国上流社会最受欢迎的中国女画家……

   

洞窟现场,耿莹和瓜州县文物局共同种植了柏树,并举行了“华夏文化遗产林碑”揭碑仪式,各位理事还现场捐献两万元作为树林养护费用。

人越老越思乡。在美国,耿莹常想起往事:“小时候喜欢看《复活》、《红与黑》之类的世界名著,父亲不高兴,让我收起来,把《封神演义》和《西游记》塞给我。他说‘你是中国人,你必须先了解中国的东西,然后再去接触外国的,才有鉴别和比较’。”就这样,耿莹带着孩子们回到了故土。

   

耿莹考察瓜州东千佛洞壁画。

耿莹发现:“现在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好,国门大开。但同时,外国文化也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包围圈。包围谁?包围我们的孩子。孩子开始染头发,学嬉皮士,参加偶像秀⋯⋯美国的一些庸俗文化,我们接受了;而我们的万里长城,现在只剩下2500公里;龙门石窟上的雕刻工艺,也已经失传了⋯⋯”    

耿莹考察山西古墓群。

“很多人问我,这么大岁数了,为什么还要折腾?命运安排我生在中国,生在耿家,我要对得起我的父亲。我只求做一个闪亮的‘小灯泡’。当孩子们有一天发现自己国家的文化博大精深,意识到华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,是民族赖以生存的根的时候,我希望他们内心充满民族自豪感,能够跟着‘小灯泡’找到回家的路。”